杜甫的儒家思想,杜甫說儒家思想是怎樣在其作品中體現

2021-03-27 07:45:52 字數 5103 閱讀 3034

1樓:張仁傑

杜甫出生在乙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絡。

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

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

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

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乙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乙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

「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乙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

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擴充套件資料

杜甫的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鍊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

「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

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杜甫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

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

「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

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說儒家思想是怎樣在其作品中體現

杜甫的儒家思想及詩歌的社會價值

2樓:匿名使用者

一捲杜詩,彷彿是多年相識的老友,可以寄情、可以對語,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從中認識生活。杜甫的詩激盪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熾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為什麼他如此關心世道人心?

這是被杜詩感動之後的思考。杜甫常常自稱「儒生」 「老儒」 「腐儒」,談到自己的家世也說「奉儒守官」,所以歷來批評家認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意識的體現,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學說鑄就了杜詩中的憂國憂民的主旋律。

中國古代詩人絕大多數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然而這些難以計數的大批詩人中真正弘揚了儒家思想、應該在儒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這不僅是因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內心之中常常激盪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

它使得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並用感情強烈的詩篇淋漓盡致表達出來,打動與感染讀者。

一、 憂患意識

杜甫一生顛沛流離,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由隴右(今甘肅省南部)入蜀。靠親友的幫助,在成都西郊風景入畫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

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稱「成都草堂」。 在這裡,詩人先後居住了將近四年,所作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240多首。由於成都遠離戰亂的中原,而草堂又地處郊野,因此詩人的生活比較安定,心緒也較為寧靜,這就使他在草堂的詩歌創作大都具有田園風味,如《堂成》、《江村》、《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

然而杜甫畢竟是一位有遠大政治抱負的詩人,匡世濟民的責任感始終存在於他的心底,使他始終不能忘懷現實,因此一旦現實中出現促使他的憂患意識復甦的因素,詩人便又回到憂國憂民的創作軌道上,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成的。「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詩人的這座暫時安居的茅屋就這樣被呼號著的秋風揭破了!「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 詩人對他們欺負老人的行為並未深責,可以看出詩人心底寬厚。「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裡裂。

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經歷戰亂的年代,飽經憂患,歷盡艱辛,詩人百感交集。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 這是全詩最重要的部分,這種因自身遭受痛苦而推己及人,想到別人的痛苦,進而只要使別人免除受苦,自己寧肯受苦的思想感情,正是詩人憂患意識的集中體現。

二、 仁愛精神 惻隱之心

作為唐代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杜甫的詩多表現對生命的憐憫,「紈褲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杜甫詩歌中處處散發著仁愛思想,生活經歷有著強烈的受難色彩,與廣大人民一起品味著世間的苦難。杜甫的詩歌散發著仁愛的情韻,而少「綱」的生硬。「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絕句》)是杜甫為數不多的清麗之作,飽含著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如果意象給我的感覺是鮮花盛開,則意境給人的感覺就是明媚的春天。

該詩給人的意境就是乙個風和日麗、天清氣朗的春天,乙個可以身臨其境的春天。詩中的景色有遠有近,有動有靜,無一字寫情,而情意飽滿,使人沉浸在乙個明媚秀麗、欣欣向榮的自然風光中。「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月夜》)該詩的意境淒清而美好,飽含著詩人的期待與渴望。詩人想象著家中的情形,乙個寧靜美好又深情期待的月夜。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很少有像杜甫這樣表現出對妻子和兒女如此親切的愛。

該詩表現了詩人對妻子強烈思念以及對兒女的無限憐愛。「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妻子的形象在杜甫的心中是多麼美好,表現了對妻子的尊敬與思念,又含有愧疚的心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是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

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贈衛八處士》)此詩表現了生活的辛酸和友情的美好。在乙個漆黑的雨夜,流離的詩人造訪了一位久別的老友,在這個叫衛八的處士的「驚呼」中,詩人感受到了朋友的驚喜與熱情,溫暖了詩人有些淒涼的心情。

從「怡然敬父執,」到「感子故意長。」一連串的動作語言中使詩人感受到乙個熱情友好的雨夜,層次分明,氣氛溫馨美好,使有些辛酸的旅程得到了乙份安慰,於是,兩位老友共同嗟嘆生命的流逝,感傷世事的無常。

三、 忠恕之道

流傳到現在的杜詩絕大部分寫於滯留長安以後,從長安詩開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現了他的憂國憂民精神。從早年的志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

「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一部分。

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複雜的官場爭鬥。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盪,最後,杜甫表明自己心跡:「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

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

杜詩後期詩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體現在憂國立場與憂民的情感上。對他而言,這一思想又多是出自於一種自覺的人格意識。如他所云:

「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西閣曝日》)」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實質上也就是一種與天地同體、與萬物同心的人格意識。其《夔府書懷四十韻》則比較集中的體現了這一思想。

在詩中他回顧了失寵於肅宗,感恨「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又指出自己雖身淪江湖,但思相想仍是牽繫國家安危。詩中所表現的憂心至深至切。如「兇兵鑄農器,講殿癖書帷。

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此」,他看出了戰亂初定,危機仍存。而執政者元載、王縉之流僅以佞佛求僥倖,妄論罷兵。這才是天憂所在。

又言:「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乘均賦斂,不似問蒼夷。

」他認識到戰亂摧殘民力,而朝廷仍要一味收刮民力,不問百姓死活,這正是最大的社會悲劇。因此,他才有如此的悲嘆:「豺構哀登楚,麟傷泣象尼」。

其憂世之心已超越了個人的得失,也超越了對一姓一君的思怨。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後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

杜甫敢於批評諷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杜甫敢於寫作這類作品:「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遣遇》)!

這些詩句在「怨」之外,還有憤怒,然而它與忠君愛國之心並不矛盾。

杜甫一生以他的儒家身份而自豪,以儒學為立身之本。這就使他作為「詩聖」,成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成為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杜詩風格,也同樣標誌著傳統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詩意所在,垂範於後代作家。杜詩中的儒家精神在後世影響極大,其意義已超出了詩歌史的範疇。

所謂「詩聖」之說也含有儒家「道德聖人」的成分在其中。作為後世詩人的一尊精神偶像,其儒家思想觀念在思想史的影響不亞於他的詩歌藝術在詩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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