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和諫逐客書為何是秦代文學的代表作品

2021-03-03 20:34:02 字數 6329 閱讀 6491

1樓:春秋魏晉五代

首先,我們要強調一點,那就是秦朝是乙個短命的王朝,其政治上並不重視文化建設,實行文化**焚書坑儒,這就在先決條件上決定了秦一代作品數量的多寡了。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集其門客編撰的一部雜取百家思想的巨作,是「雜家」的代表。集中地體現了大一統的思想。實際上,這部書是在秦統一六國之前編撰完結的。

《諫逐客書》是李斯的代表作,這篇文章作於秦王政十年,時值天下逐鹿,中原動盪,李斯作為遊說之士得到秦王政的重用,和這篇文章說表達的任賢的勸諫是分不開的。

李斯的《柬逐客書》與秦代文學的關係

2樓:蘇小小微

李斯是秦代文學的唯一代表作家。

李斯的《諫逐客書》。魯迅說「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這篇文章歷數秦穆公以來秦國因客卿的幫助而成霸業事實,要用人惟材,不能限於一地。所以,他說:「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名其德。」

3樓:匿名使用者

搞不清楚 你問的什麼 秦代文學作品其實 就《呂氏春秋》和《諫逐客書》這2部作品

李斯的《諫逐客書》為什麼屬於秦朝文學而不是春秋戰國

4樓:地獄騎士休斯

因為李斯活到了秦國統一天下

5樓:黛妮

一、李斯其人主要的身份定位。

李斯是秦帝國丞相,他的確是一般意義上的秦漢人物,雖其有戰國時代的活動軌跡,但並不影響這一定位性認識,因之,其為作家,自然也是秦漢作家,則其作品一併歸於秦漢,並無大的問題。魯迅先生曾經有:「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是代表了這樣的看法的。

二、文學斷代,並不能統統的以時間來機械的劃分。

實際上歷史斷代也是如此,春秋戰國的斷代也並不是與《春秋》、《戰國策》嚴格相合的,最重要的指標還是根本的氣象或質地。李斯的這篇文章文章辭采華美,排比鋪張,音節流暢,理氣充足,挾戰國縱橫說辭之風,兼具漢代辭賦之麗,已露承上啟下之態,正與秦代之於春秋戰國與兩漢的歷史位置相映襯。文中最精彩是中間一段,語辭氾濫,意雜詼嘲,語奇字重,兔起鶻落,可謂駢體之祖,這更不是春秋戰國文學所能涵蓋的意義範疇。

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也是將李斯列為單篇,並進而談及秦代文學的。此外,李斯傳世散文計20餘篇,除《諫逐客書》外尚有《論統一書》、《論督責》、《獄中上秦二世書》等,氣韻一貫,其中乃是秦統一後作品為多,這一作品群體,確為秦代文學不可或缺之部。

秦代文學的代表作家李斯的《諫逐客書》表達了什麼?

6樓:漫閱科技

秦代文學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統一前他的《諫逐客書》,指出秦統治者「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之非計,不僅表現了政治家的遠見,而且也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晚期鬥爭劇烈、各國統治階級爭取人才的歷史,是一篇富於文采、趨向駢偶化的政論散文。

關於秦朝的文學作品有那些 20

7樓:匿名使用者

作品有:儒家著作《羊子》四篇,名家著作《黃公》四篇、《成公生》五篇,縱橫家著作《零陵令信》一篇。李斯的奏章如《論統一書》、《論督責》、《獄中上秦二世書》等。

《呂氏春秋》和李斯《諫逐客書》等。

8樓:匿名使用者

資治通鑑 這是正史 還有野史。。。那就更多了

9樓:倒立的小魚兒

太多了,,不知道你要哪個作者的。

秦朝文學是什麼 秦朝文學有哪些

10樓:晴天便是安好

李斯 歷朝歷代的文學發展各有不同,秦朝時期由於國運較短,百姓困苦,因此文學並不發達。 整個秦代文學不發達,有「秦世無文」之說。秦代文學概況而言,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呂不韋的《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召集門客集體編撰,共十二紀,八覽,六論,二十餘萬字,兼取眾家之思想,內容駁雜。許多故事生動形象,富有文學意味。

曾「布咸陽之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 呂不韋傳》。著顯示出學術與文章的分離。

2、李斯的《諫逐客書》。魯迅說「秦代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是秦代文學的唯一代表作家。這篇文章歷數秦穆公以來秦國因客卿的幫助而成霸業事實,要用人惟材,不能限於一地。

所以,他說:「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名其德。

」 3、秦代刻石文。多出自李斯之手,在內容上多****,在形式上多四言韻文,是我國最早的碑石文。 4、民間歌謠。

民間歌謠永遠是文學中最有生命的力量.《漢書》有「長城之歌,至今未絕」的說法。如:

「聲男慎勿舉,生哺又脯。不見長城下, 屍骸相支拄」。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形。

秦代和漢代的雕塑在藝術表現手法方面有哪些不同?為什麼?

11樓:匿名使用者

西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了統一的**集權國家。秦是乙個短命的王朝,秦始皇對先秦學術的百家爭鳴局面大為敏感和忌諱,親自導演了一場「焚書坑儒」的歷史悲劇。

秦王朝鉗制思想,摧殘文化,燔滅文章,坑殺儒生,加上刑法統治,使文學在這個時期留下的值得一提的東西太少。現在留下來的有價值的僅有少數不多的刻石之文和詔令、奏議之類的應用文字,呂不韋組織編著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是比較有文學意義的作品。但這兩部(篇)作品從創作時間上講,仍在西元前221年之前,屬先秦作品。

真正的秦王朝的有文學意味的作品,從目前儲存的資料看,除去李斯的刻石作品,已無留存。另外,秦代尚有「雜賦」、「仙真人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也久已失傳。

西漢承秦建制,許多方面繼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漢初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採取簡約寬鬆的政策。漢立國之初,朝中盛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百姓生活極少干涉,並大量蒐羅文獻,允許多家學說並行。

漢初君臣,皆起於楚地。建國以後,他們對楚歌、楚聲也多所偏愛。因此,楚辭在漢初得到極大的流行。

「秦焚燒《詩》、《書》……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之長登帝位,其風遂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漢文學史綱要》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漢初的政論散文家有賈誼和晁錯,其中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學性也較強。漢初之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並開始向新體賦轉化。漢初的騷體賦作者因為缺少屈原那樣的果敢精神,其賦作也往往強為呻吟,並沒有多麼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

故而辭賦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轉向鋪張揚歷,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生活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責斥變為溫和的諷勸。

賦體的變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實踐這種體裁的詩人作家,賈誼是漢初騷體賦作的唯一優秀作家。

西漢的經濟力量雄厚,疆域廣闊,漢代文學呈現出八方薈萃、氣度恢巨集的文化主流氣象。如漢之樂府,就廣泛採集代、趙、秦、楚各地的歌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同時武帝大規模擴大樂府機構,重視採納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為文學的發展引進了民間的文化營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此舉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漢武帝時的詩人、辭賦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為開放,或寫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史著,或以賦家之心,包舉宇宙,總攬人物,大開大合,成就氣象萬千之辭賦。

《史記》是史傳散文的典範之作,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記傳體的通史。記載了從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由五種體例構成。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中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

無論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還是在文章自身的結構及語言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這個階段的大賦兼綜南北、融繪古今,描繪千秋帝業,是漢賦的鼎盛時期。

標誌著漢大賦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漢代的統一繁榮為文人提供了廣闊的視域,使山川風物可以走到他們的筆下,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是漢大賦的代表作。

但是,漢家獨尊儒術,大興經學,使生動活潑的《詩三百》變為「詩經學」。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其文學意義則降到了極其次要的地位。漢代士人常要憑藉解經之功得官職,他們不象先秦士人那樣可以用外交、軍事等手段為君主奪取霸權,士的地位及主體人格在這個階段降到很低的位置。

一些賦家也更多地表現出宮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提一些建議和批評。因而漢文人的賦作大多是「潤色鴻業,勸百諷一」的作品。宣帝時辭賦也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者。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王莽開始託古改制,然而改制並沒有成功。王莽在學術上提倡古文經學,古文經學被立為官學。揚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

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經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復古特色,但行文流於艱深。其雜文《解嘲》與東方朔《答客難》前呼後應,倒是很有現實意義。

王莽的新朝在農民起義中結束。公元25年,劉秀建立東漢政權,稱光武帝。他加強皇帝集權,緩和社會矛盾,大興學校,嚴格選舉標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

劉秀藉著圖讖的幫助當上了天子。東漢的經學,也就走上了神學的道路。東漢初期的士人因此缺乏懷疑精神。

建制以來,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社會經濟發展勢頭很好。自和帝後,高層權力結構不夠穩定,但洛陽首都的經濟繁榮卻遠遠超過了西漢首都長安。東都的興起,對漢代文人眼界的開闊是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的。

這在傅毅、班固、張衡諸人的京都諸賦中可以領略到。然而兩漢的易代也讓一些士人對正宗思想產生了懷疑。從桓譚的《新論》到王充的《論衡》,正是顯示了一條由「非聖無法」到「離經叛道」的思想轉變的過程。

東漢後期的權力不穩定主要原因是出現了幾個年少登極的小皇帝,這些小皇帝往往為外戚和宦官控制,而由他們獨斷專權,封建統治的管理網路被破壞了,仕進無門的文人們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周遊郡國,逐漸也形成了一些文人集團。隨著豪門強臣權勢的壯大,士人集團意識的強化,社會上危機四伏。

士人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們開始輕視與皇權關係緊密的儒學。桓、靈之世,士人與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結合,形成了一定的「清議」力量,一時影響很大,後來引起宦官的恐懼,終於釀成了兩次「黨錮之禍」。

但這也標誌著從東漢到魏晉,開始形成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思想自由的局面。

今文經學特別是讖緯之學代表著東漢王朝的統治思想,但從東漢初年以來,桓譚、王充、張衡等人都不斷地產生一些反讖緯的科學思想。王充的《論衡》,舉起「疾虛妄」的旗幟,對神學迷信進行有力的批判,表現了唯物主義的精神。由於西漢以來散文和辭賦的發展,東漢開始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賈誼、司馬相如等散文家和辭賦家都被視為文章家。

同時不少文士「以文章顯」,《後漢書》在《儒林傳》之外,特立《文苑傳》,更具體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經學家在這個時期的分化。

在《史記》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著作,班固《漢書》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依《史記》體例,「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反映西漢一朝的歷史,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

東漢政**繼西漢的傳統,以王符的《潛夫論》、崔宴的《政論》,仲長統《昌言》為最著名。

東漢賦不如西漢賦興盛,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影響下的班固的《兩都賦》具有恢巨集的篇制。張衡《兩京賦》在誇張鋪敘中引入針砭現實的議論,《歸田賦》則突破了舊傳統,抒發了抑鬱的感情。桓靈之世趙壹的《刺世疾邪賦》也是很著名的賦作。

辭賦是漢代文學的主流。此後,直到清末,辭賦儘管發生過許多變化,如有大賦、小賦、駢賦、律賦等,但賦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始終存在。在辭賦的推動下,漢代還出現了各種四言韻文樣式,如頌、連珠、贊、箴、銘、弔文等等,漢代在文學上的特點是文學地位的提高和漢賦的興盛,文學在漢代普遍受到重視,以漢武帝時代為例,寫作辭賦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諸侯,有御史大夫倪寬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馬遷這樣的名儒學者,更不用說還有司馬相如等一批專家。

作品的數量與先秦相比可謂驚人。

據班固《兩都賦序》說,成帝時整理從武帝以來各種人士獻給朝廷並且還儲存著辭賦,總數有一千餘篇。東漢張衡更用「作者鼎沸」來形容他那時的辭賦創作的情況。

東漢樂府繼承西漢的傳統,也採集民間聲樂與歌謠,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東漢末的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就是一篇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樂歌。東漢樂府民歌中的詩歌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五言詩是東漢中後期才開始在文人中流行的。

班固作《詠史》詩,單純詠事,少有寄託,是文人五言詩的雛型詩作。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的出現,說明文人五言詩的寫作已達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今存文人五言詩《古詩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詩的代表作,詩體成熟,思想富於張力。《古詩十九首》非一時一人一地之作,作者是中下層失意的知識分子,大概產生於東漢順帝至獻帝之間。

這些短詩發洩詩人的愁苦和憤怒,時代的紛亂,家園的殘敗,生死的難以預料,生活的奔波與分離,是貫穿詩歌的主題。《古詩十九首》以「比興」的手法,本色的語言,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風格,成為「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漢代形成的這種詩體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唐以後又與七言詩並列,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兩大基本樣式,並且,七言詩也是在漢代就開始孕育的,只是尚未成熟。

近人劉師培講:「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中國中古文學史》)指出了漢代文學的特點。

事實上,文體的發展是文學發展的必然,隨著社會內容的變化,作為文學形式的文體自然也要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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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兩則給了我們了什麼啟發,《呂氏春秋》兩則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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