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的現代意義,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及其現代意義

2021-03-04 09:01:32 字數 2963 閱讀 3387

1樓:匿名使用者

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表述為知與行的關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十分重視知行問題的**,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觀點有:

第一,行先於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大都認為行先於知,主張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源泉。孔子說: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行」放在對知識的掌握(學文)之先。墨子說:

「言足以復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尚)」。強調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指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並對「行」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先秦以後,歷代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都有關於「行先於知」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後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比較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知行學說。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進行。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還辯證地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荀子說,「知明」則「行無過矣」。

他認為有兩類人:一類人知而後行,以知統行,這是「君子」;另一類人知而不行,知行脫節,這是「小人」。《禮記?

大學》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終始不相離」,他既強調「力行而後知之真」,同時又提出「行聽乎知」。孫中山提出「因知以進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類的認識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進於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

第三,以行驗知,以行證知。孔子提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墨子認為,判斷言論是非真偽的標準有三個,即以前人的間接經驗、群眾的直接經驗、運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效果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

荀子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和言論必定是「有符驗而可施行」的。韓非提出以「參驗」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參驗」的標準既包括事實的排列比較,經驗的互相參照,也包括實踐效果的驗證。王充認為,對於各種知識和言論,要堅持以「效驗」來「訂其真偽,辨其虛實」。

孫中山則明確提出,認識的正確與否,不僅要通過行才能得到證明,還要對實際生活產生功用。

第四,知行並進,相資為用。關於知和行的辯證關係,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認識到知行並舉,相互促進。其中,尤以王夫之關於「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論述最為明確和深刻。

他既反對在知先和行後之間劃一條截然界限,又反對混淆知行差別、取消先後次序的「知行合一」說。至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強調知與行不可分割這一點還是有合理之處的。如南宋的朱熹說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提出的許多深刻的見解,對於我們仍具有啟發意義;認真總結這些思想,有助於加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並可作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有益借鑑。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及其現代意義

2樓:匿名使用者

在中國哲學中,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表述為知與行的關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十分重視知行問題的**,提出了許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觀點有:

第一,行先於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大都認為行先於知,主張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源泉。孔子說: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行」放在對知識的掌握(學文)之先。墨子說:

「言足以復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尚)」。強調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為出發點和歸宿,指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學至於行之而止矣」。並對「行」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先秦以後,歷代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都有關於「行先於知」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際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後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比較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的知行學說。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進行。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還辯證地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荀子說,「知明」則「行無過矣」。

他認為有兩類人:一類人知而後行,以知統行,這是「君子」;另一類人知而不行,知行脫節,這是「小人」。《禮記?

大學》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終始不相離」,他既強調「力行而後知之真」,同時又提出「行聽乎知」。孫中山提出「因知以進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類的認識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進於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

第三,以行驗知,以行證知。孔子提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墨子認為,判斷言論是非真偽的標準有三個,即以前人的間接經驗、群眾的直接經驗、運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效果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

荀子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和言論必定是「有符驗而可施行」的。韓非提出以「參驗」作為檢驗認識的標準,「參驗」的標準既包括事實的排列比較,經驗的互相參照,也包括實踐效果的驗證。王充認為,對於各種知識和言論,要堅持以「效驗」來「訂其真偽,辨其虛實」。

孫中山則明確提出,認識的正確與否,不僅要通過行才能得到證明,還要對實際生活產生功用。

第四,知行並進,相資為用。關於知和行的辯證關係,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認識到知行並舉,相互促進。其中,尤以王夫之關於「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論述最為明確和深刻。

他既反對在知先和行後之間劃一條截然界限,又反對混淆知行差別、取消先後次序的「知行合一」說。至於一些唯心主義哲學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強調知與行不可分割這一點還是有合理之處的。如南宋的朱熹說的「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知行觀由於受當時的社會條件的限制,難免帶有歷史的侷限性。但他們所提出的許多深刻的見解,對於我們仍具有啟發意義;認真總結這些思想,有助於加深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解,並可作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有益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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