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阿沾
《水滸傳》是施耐庵所作。
《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具有爭議，目前最廣泛認可的說法認為作者是施耐庵。歷史上還有其它幾種觀點，包括了羅貫中說，施惠說，郭勳託名說，宋人說等。
《水滸傳》的故事源起於北宋宣和年間，出現了話本《大宋宣和遺事》描述了宋江、吳加亮（吳用）、晁蓋等36人起義造反的故事，成為《水滸傳》的藍本。
《水滸傳》全書以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過程為主線，通過各個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經歷，描寫出他們由個體覺醒到走上小規模聯合反抗，到發展為盛大的農民起義隊伍的全過程。
表現了「官逼民反」這一封建時代農民起義的必然規律，塑造了農民起義領袖的群體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矛盾。
作者站在被壓迫者一邊，歌頌了農民起義領袖們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正義行為，肯定了他們敢於造反、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義士，當他被逼上梁山之後，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取得了一系列勝利。
但由於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侷限性，在起義事業登上巔峰之時選擇了妥協、招安，最終葬送了起義事業。**通過宋江起義的失敗客觀上總結了封建時代農民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
**以高俅發跡作為故事的開端，意在表明「亂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作者還寫了大批的**汙吏和地方惡霸，正是他們狼狽為奸，魚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們不得不挺而走險，奮起反抗。
同時，**還對田虎、王慶、方臘等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軍作了一定的側面描寫，從廣度和深度兩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時代的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以及農民起義的深層原因。
《水滸傳》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作品，不僅在於它思想內容的豐富，而且也由於它藝術的成熟。《水滸傳》繼承並發展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秀傳統，而且把二者結合起來。
2樓：匿名使用者
在清代和在**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歎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
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
（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彙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
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
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
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
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援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
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準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係，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
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3樓：匿名使用者
兩種說法都有，但是兩人合寫的可能性比較大，這是經過嚴格在清代和在**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歎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
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
（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彙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
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
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
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
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援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
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準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係，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
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考證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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