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宛如時光
●中譯中，不少公版書直接抄襲其它譯本
「中譯中」情況很多都出現在公版圖書市場上，這類圖書的作者已經去世50年以上，因此無需支付版稅，只需支付譯者翻譯費。一些出版社為了壓低成本，連翻譯費都省了，直接進行「中譯中」。例如，《舊制度與大革命》暢銷以後，出版界湧現了幾十個版本，多數是「中譯中」的產物。
夏丏尊先生2023年版的《愛的教育》是中國最早的譯本之一，根據版權法，早已進入公共領域。有的對夏先生的譯本稍加改頭換面後，便明目張膽地將原譯者的名字換上了自己的名字。時過境遷，語言也隨之演變，譯者當時所用語言確有不少已不符合今天的閱讀習慣，讀起來較為費勁，特別是譯成中文的義大利人名和地名更是晦澀難懂。
●出活快，翻譯一部書普遍只有一至三個月
就算不是「中譯中」的書，質量也未必能保證。有一些出版商為趕熱點市場，縮短了翻譯時間，讓圖書翻譯質量失去了保障。據**報道，最神奇的圖書翻譯是十幾個人分章合作，一天就譯出初稿。
這種速度無法出精品，甚至無法將原著的本意表達出來。
翻譯家馬振騁曾說：「一天翻譯一萬個字就是不負責任。」傅雷翻譯《約翰·克里斯多夫》用了將近5年的時間；蕭乾先生、文潔若先生翻譯有著「天書」之稱的《尤利西斯》歷時四年；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翻譯莫言的《生死疲勞》用了6年的時間。
然而，現在的圖書翻譯時間縮短為1個月，或者兩三個月。蘿蔔快了不洗泥，很多翻譯錯誤就這樣印在了書上。
●稿費低，不少譯者還是正在讀書的孩子
最近兩年，翻譯大家孫仲旭、草櫻等人的離世，讓很多人了解了這個行業的清貧。據**報道，很多出版社最高給譯者開出稅前千字80元人民幣的**，假設書的譯稿為10萬字，翻譯費為千字80元人民幣，那麼需要繳的稅為100千字*80/千字*（1-20%）*14%，即896元人民幣，與譯者付出的辛勞無法成正比。
翻譯公司也知道這個**沒有什麼吸引力，於是一般通過網上發帖招募譯者。在網上接活的往往都是外語院校的在校生，有的人接了活兒，「扒一層皮」後分給朋友或師弟師妹們。這種「扒皮」行為越演越烈，結果終端譯者越來越低齡化，甚至有些外語學校的高中生成了終端譯者。
越來越多能力有限的學生充當譯者，翻譯的質量可想而知。
在幾十年以前，文學翻譯還不是那麼廉價。翻譯家施康強在早前發表的《文學翻譯：後傅雷時代》一文中稱，著名翻譯家傅雷當年以稿費為唯一收入**，日譯千字就足以保證他過相當優裕的生活，在傅雷的相關著作上，曾提及「五六十年代譯書，千字得二十餘錢……全家猶有肉吃。
」●水平差，譯者語言功力和知識水平遠遠不足
德國漢學家顧彬在接受採訪時曾說：「中國翻譯最大的困難不在外語，困難在於母語。」顧彬說自己看過一篇文章，說中國搞翻譯的基本都是年輕人，20歲開始翻譯，30歲再去做別的，而在德國，他發現譯者的年紀普遍都偏大，「我發現我今年七十歲才覺得自己會翻譯，母語是我最大的問題。
」顧彬這樣說。
年輕意味著缺乏經驗和知識的積累。美國作家麥爾寫得《再會，老北京》中，譯者就把「洛陽鏟」譯作了「岩心探測儀」。還有的譯者碰到不懂的地方，甚至跳過不譯。
專欄作家魏英傑就曾寫過：「手頭有一本《責任與判斷》（陳聯營譯），書中有《集體責任》一文，該文也為《倫理的現代困境》一書收錄。對照閱讀之下，便可發現問題多多。
如果不知道的話，甚至讓人以為是完全不同的兩篇文章。如文章開頭，《倫理》一書有『我對可以看作弗倫堡**的中心論點的兩處說明表示贊同』（這句話本身譯得不通暢），而《責任》一書卻完全沒有。可見後者可能被捨棄不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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