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g郭玖伍
通過《顴魚石斧圖彩陶缸》來了解中外美史更多的知識
中國文學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文獻價值都是什麼啊，我都分不清楚
2樓：許星星
歷史價值在於處於那個時代的意義，比方說唐代陶瓷，唐代很繁盛時期作品
藝術價值只是侷限與這件工藝品本身的藝術加工價值
文獻價值，就是資料的意思，有價值的資料，對國家對個人有作用的資料
3樓：清霜幽夢
歷史價值就是文物在當時那個時代和先進的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影響所帶來的價值；
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與歷史價值類似，就不用多說了吧
4樓：墨韻林蔭
通過查詢、學習弄清楚，以後就不會忘記了。
新中國成立後，沈從文為什麼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投入民俗文化和歷史文物的整理？
5樓：匿名使用者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維繫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
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
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樑，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
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裡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
“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所以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魯迅就曾說他是“自由人”、“第三種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
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裡摻上褻瀆的汙點。
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
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而促使沈從文最終與文學訣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沈從文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
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正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學卻貼出壁報，全文抄轉了郭沫若發表於香港的《斥反動文人》，指責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
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使得沈從文竟致於一度神經錯亂。北平解放後，沈從文作為**家或大學教授都已不合時宜，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
改行。從此中國的文壇少了一個沈從文，中國的文物界多了一個沈從文，這是中國文壇的憾事，卻是文物界的幸事。沈從文離開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
他從最低的博物館講解員做起，一講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時冷板凳要坐一輩子。這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鬥。
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
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
步入冷徑仍採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實，沈從文對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則他不會改行到博物館。沈從文與文物的最早接觸，按《從文自傳》的說法，是十幾歲在湘西“統領官身邊作書記”時，登記其收藏的舊畫古董。抗戰時期在昆明西南聯大，流連於工藝品之美，時時在地攤上撿一點價廉物美的東西，大多是後來他經常提到並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罈罈罐罐”。
四十年代末，北大籌建博物館，他就自願去幫忙，那時已是頗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後，他還是主動當了十年的“講解員”。這種艱苦的實物學習以及不為人知同樣刻苦的文獻披覽，使他具備了罕見的綜合文物研究的能力。
這是他個人悟性與努力的結果。
沈從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與同時代的文物專家不同，他不是正統文物科班出身，也沒有經歷過家傳古玩的薰陶、古玩經營的歷練，可他像自己個性一樣，以自己的獨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認真地研究文物制度，並掌握了廣泛的雜文物知識，尤其使衣著器物方面的全面瞭解，每每於定論有異樣的看法，“不僅是這些搞字畫的專家的‘權威’，對於一般文物常識少興趣，即搞博物館的同行中大專家‘權威’。看不起文物常識，不相信常識能解決問題、推翻迷信”（《用常識破傳統迷信》）。
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導”，結果走不通，而有“知識”少“常識”的專家，憑的是書本和成見、經驗和感覺，因為不瞭解或不願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識”。他們的權威地位隔斷了這些極具意義的“常識”對學術發展的作用，而沈從文的後半生就是鍥而不捨地為“常識”的普及而奮鬥。沈從文的身體力行對當今的文玩研究與鑑定是否有現實意義？
我們不得不佩服沈從文研究文物的獨到和眼力，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不管他在什麼位置，總能有驚人的表現與成就，從2023年到202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2023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2023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
“以一人之力，歷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鉅製，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他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對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是根本沒注意過的雜文物乃至於“非文物”的關注與研究。用現在的觀點看，早先的沈從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買些大路貨，看完就到處送人，因為原本就不值錢，但沈從文卻能從它們身上看出價值，所以他會對那些堆積文物庫房永遠不能展出或是出土後毫不引人注目的東西報以熱情，在他看來，“貨幣價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價值”的器物，“惟有能夠把它當作古代物質發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會覺得這裡有豐富的內容，值得我們用一種新的態度來發現，來研究，來理解”(《我們從古漆器可學些什麼》)。只有理解他的這種學術關懷，才能明白他的期待和選擇。
他的目光所關注的雜文物有：綢緞、漆工藝、玉工藝、陶瓷加工、金屬加工、前期山水畫、圖案、鏡子、扇子、燈、屏風、飲食用具、地毯、紙、車輛、肩輿、船、兵器、馬的應用和裝備、馬技與馬戲、馬球以及其它球類、雜伎、舞樂、獅與獅子舞、熊經鳥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過他的角度是工藝而非單純器物鑑定。這些繁多而有趣的課題由於各種原因，沈從文只留下一些片段，過多的干擾衝抵了他的勤奮與努力，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另一個遺憾，否則我們就能有幸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時至今日，我們再看沈從文所創作的湘西系列，那種鄉村生命形式的美麗，以及與它的對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結構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本於自然，迴歸自然的哲學。“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創作要負載的內容。我們不禁要驚歎，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不正是我們當今這個時代所極力倡導的理念嗎？
我們再回首一下他的文物研究的方法與成就，是否依然對當今火爆的古玩市場，有著某種警示和借鑑作用？
6樓：懶蟲天天
原因無外乎兩條
1）大的政治方向變了，沈從文沒有變。沈從文的文章，與時代格格不入，也不被欣賞。沈從文字質是書生，不是投機家或者政客，他也沒有鑽營 能力和習慣，也不能改行做宣傳。
2）當時“統治”文壇的主要是周揚丁玲一類的人。沈從文和周揚是格格不入，丁玲和沈從文很有交情，但是如今的丁玲看不起沈從文這樣的書生。他們打擊沈從文，沈從文找不到“單位”啊。
實際上他倒是通過湖南老鄉的關係，給上邊疏通過，打算做北京作協的主席之類，最終還沒有成功。
7樓：雲河水上人
他不是當時的所謂“主流作家”，寫的不是血與火的革命文學，被壓制被打擊被誤解，失去了寫作的權利。
8樓：繆塞
其實你的問題是很大的，表面上看是作家創作心理的變化所致，事實上折射的是其時社會政治文化、社會心理並強烈的意識形態背景問題。沈從文生活經歷豐富、閱歷複雜，身份也頗為特殊，作為“京派”作家的傑出代表，他的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都體現為他對鄉土中國尤以湘西的社會風俗、文化民情的迷醉以及在這些“邊地”中生存的山民水子美好人性的真純自然的流露。而這些是與其時大的政治環境包括主流文學界（作家、批評家、理論家）有所衝突和背離的，因而他的一整套文學觀念和建國前的文學實績都與當時的“主流/權威話語”存在相當的距離，他的接受和認可度必然大打折扣。
沈從文選擇做中國服飾史的研究，這也不是他自己主動選擇的，這既可看作是主流意識形態對他創作權利的變相剝奪，亦可視為是文革期間對他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