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小陳rogt8加
者的實際人數： 《舊唐書列傳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
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
」《舊唐書列傳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
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從這兩條可看出：殺建成、元吉時的實際操作人數應該在八十一人左右，這個數字包括唐太宗在內（如不是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人數就是十人之內）。
事實上，當時的唐太宗是很凶險的，他不致喪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如果敬德來遲，歷史將沒有唐太宗。
從李世民要親自參與廝殺，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人數的少。 我們再來看其他典籍： 《資治通鑑第191卷》：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
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 《新唐書列傳第十四屈實尉遲張秦唐段》：「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 從以上兩條，皆可支援實際操作人數在八十幾人的說法，很明顯，這更像一次刺殺，不像一次戰鬥。
我們來對此進行考究： 《新唐書列傳第十四屈實尉遲張秦唐段》：「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
以功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 《舊唐書列傳第十八》：「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
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 《資治通鑑第191卷》：「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嘆曰：
「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後，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
君弘，顯俊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
「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 從這些可以看出：
當建成、元吉被殺死之後，其宮府兵立攻玄武門，並殺守將。從「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
』」可知，君弘是關鍵人物，殺了他，足以報太子矣。為何君弘如此遭東宮府兵之痛恨，因為他也是**之一，只不過，他是乙個沒有動手（殺建成、元吉時）的**。 從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中，言：
「唐代之北軍即衛宮之軍，權力遠在南軍即衛城之軍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勝，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俱由一得以兵權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之故也。」 由此可得結論：
這是一場集體**案，不止是**的實際進行者，連同所有的旁觀者都是**。玄武門的駐軍既是旁觀者，也是殺害建成、元吉的**，當然包括戰死的屯營將軍君弘和中郎將呂世衡。 「東宮、齊府精兵二千不得入」，雖張公謹多力，但從「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來看，守門的兵馬中歸順秦王的人也不少，應接近東宮、齊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擋當時被復仇的怒火焚燒的心情激動的東宮、齊府死士猶其是英勇悲奮的薛萬徹。
要知道薛萬徹是唐的一代名將，從滅竇建德到以後的滅薛延陀，徵高麗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舊唐書·薛萬徹列傳》稱其「籌深行陣，勇冠戎夷」。 所以當我們計算這場事變的實際操作者的人時，我們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幾個人了，而是八十幾個人加上玄武門歸順秦王的能抵擋兩千人進攻的守軍的人數。
這樣計算起來，人數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這麼多人的參與，李世民才膽敢發動這起事變。 第
二、關於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關於玄武門之變進行論述上所存在的問題。 1、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在引述《舊唐書列傳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
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時，《舊唐書》錯當為《新唐書》，作為乙個大學者，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而作為後人，這麼久也沒人為他指出，更不應該，不嚴謹不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 2、陳寅恪在巴黎圖書館見到李義府撰的常何墓誌銘，向學術界展示新史料可「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這常何墓誌銘的最後一句寫得很清楚。
「……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九年毫無疑問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陳寅恪認為常何當時任屯守玄武門之職，並說他是為李世民所利誘而轉戈參與戮殺建成。
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點： （1）李義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賜金刀子一枚,**卅挺,令於北門領健兒長上,仍以數十金刀子委公賜驍勇之夫,趨奉藩朝,參聞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繞帳之深誠。
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親衛、勳衛置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翊衛置車騎將軍。
武德七年,改驃騎將軍為中郎將,車騎將軍皆為郎將,分左右。」《新唐書》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監門衛有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可確認：
玄武門之變前，常何的官職是中郎將。 《貞觀政要·君道第一》載：「馬周，博州茌平人也。
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可見李世民登基五年後，常何的官職還是一成不變的中郎將，若作為當時在李世民最凶險和至關重要的一役給他以幫助的人，李世民作為乙個賞罰分明的君主，絕對不會不對常何進行**行賞。 事實上，李世民在貞觀五年，賜給常何帛三百段，見《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這是乙個有趣的故事：
唐太宗命百僚上書言得失．中郎將常何不善文墨，乃請家客馬周代草奏事二十餘條。常何上奏後，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蹺，因常何乃乙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許卓識，遂追問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
"太宗即日召見馬周，未至間，遣使催促者四。接見交談後，深為滿意，馬上授官門下省，最後累至中書令。而常何也僅僅因為說了一句老實話推薦了乙個人，就得到了豐厚的賞賜（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為玄武門之變的關鍵人物，唐太宗會如何對他進行封賞？
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沒有參加當日的玄武門之變。 （2）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門之變的關鍵人物，而《新唐書》、《舊唐書》等正史也不會不對常何進行記載的。根本無須陳先生從乙個墓誌銘上尋找蛛絲馬跡。
（3）此墓碑出自李義府之手，觀李義府一生之卑劣所為，此人之言絕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懷疑。《舊唐書·李義府傳》：「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
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為侯。
有洛州婦人淳於氏，坐奸係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婦，特為雪其罪。」像這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作奸犯科，沒有誠信的人，為何我們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事實上我們今天所說的笑裡藏刀的成語就是來自李義府本人原型。
綜上所述，常何碑所載不可信，陳寅恪的觀點無法成立。 陳寅恪是我林俏龍最敬佩的學者之一，他歷史感覺敏銳，要知道這點是治學最關緊要的，沒有敏銳的歷史感覺，只會做乙個平庸的學者。事實上，陳之所以能成為大家，一方面源自於知識的淵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的歷史感覺敏銳。
他的確是乙個值得敬佩的學者啊。
列舉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的著名書法家和畫家。 5
2樓：牙牙的弟弟
1、張旭
張旭（685年？—759年？），字伯高，一字季明，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唐代書法家，擅長草書，喜歡飲酒，世稱「張顛」。
與懷素並稱「顛張醉素」，與賀知章、張若虛、包融並稱「吳中四士」，又與賀知章等人並稱「飲中八仙」，其草書則與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並稱「三絕」。
張旭出生於乙個門第不低的家庭，曾向堂舅陸彥遠學習書法，學有所成後為吳道子、顏真卿等欽慕；年長後通過應舉或薦舉、徵辟而入仕，釋褐為常熟縣尉；
先後任左率府長史、金吾長史，因而被世人稱為「張長史」；大約在乾元二年（759年）逝世，享年大約七十五歲。
在書法方面，張旭勤於觀察客觀事物，善於將客觀的自然物象與個人的主觀情感結合起來，既繼承傳統，又勇於創新，在繼承前人書法成就並加以創新而使得自身的狂草藝術在盛唐時期達到了乙個高峰。
2、顏真卿
顏真卿（709年－784年8月23日），字清臣，小名羨門子，別號應方，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祖籍琅玡臨沂（今山東臨沂）。唐朝名臣、書法家，秘書監顏師古五世從孫、司徒顏杲卿從弟。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顏真卿登進士第，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後因得罪權臣楊國忠，被貶為平原太守，世稱「顏平原」。安史之亂時，顏真卿率義軍對抗叛軍。
後至鳳翔，被授為憲部尚書。唐代宗時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封魯郡公，人稱「顏魯公」。
興元元年（784年），被派遣曉諭叛將李希烈，凜然拒賊，終被縊殺。他遇害後，嗣曹王李皋及三軍將士皆為之痛哭。追贈司徒，諡號「文忠」。
顏真卿書法精妙，擅長行、楷。初學褚遂良，後師從張旭，得其筆法。其正楷端莊雄偉，行書氣勢遒勁，創「顏體」楷書，對後世影響很大。與趙孟頫、柳公權、歐陽詢並稱為「楷書四大家」。
又與柳公權並稱「顏柳」，被稱為「顏筋柳骨」。又善詩文，有《韻海鏡源》、《禮樂集》、《吳興集》、《廬陵集》、《臨川集》，均佚。宋人輯有《顏魯公集》。
3、張擇端
張擇端，字正道，漢族，琅琊東武（今山東諸城）人，居住於東京（今河南開封）。北宋畫家。
宣和年間任翰林待詔，擅畫樓觀、屋宇、林木、人物。所作風俗畫市肆、橋梁、街道、城郭刻畫細緻，界畫精確，豆人寸馬，形象如生自幼好學，早年遊學汴京(今河南開封)，後習繪畫。
宋徽宗時供職翰林圖畫院，專攻界畫宮室，尤擅繪舟車、市肆、橋梁、街道、城郭。後「以失位家居，賣畫為生，寫有《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
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圖》、《金明池爭標圖》（尚存爭議）等，皆為我國古代的藝術珍品。
4、董其昌
董其昌（2023年2月10日—2023年10月26日），字玄宰，號思白，別號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後期大臣，著名書畫家。
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崇禎九年，卒，賜諡「文敏」。
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筆致清秀中和，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朗，溫敦淡蕩；青綠設色，古樸典雅。
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
存世作品有《巖居圖》《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草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著有《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戲鴻堂帖》（刻帖）等。
5、鄭板橋
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字克柔，號理庵，又號板橋，人稱板橋先生，江蘇興化人，祖籍蘇州。
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2023年）進士。官山東範縣、濰縣縣令，政績顯著，後客居揚州，以賣畫為生，為「揚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鄭板橋一生只畫蘭、竹、石，自稱「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其詩書畫，世稱「三絕」，是清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人畫家。
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圖》《清光留照圖》《蘭竹芳馨圖》《甘谷菊泉圖》《叢蘭荊棘圖》等，著有《鄭板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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